牵念或向往

有些看似毫无来由的事情，往往潜伏着某种机缘，比如我与天津。

最早知道天津是在村子土墙的标语上。标语上写着：一定要根治海河。大人们说，海河在天津。天津在哪儿呢？我一脸茫然，感觉遥不可及。

滏阳河常年水流不断，可以行船，据说直达天津。我哥哥说他小时候在滏阳河边还经常看见船来船往，去时装载的是我们这里的煤炭陶瓷山货，回来时是天津的工业品。民有渠是人工渠，南接漳河，旱季送水沿渠灌溉，雨季放水排涝。本来是南北走向，可民有渠在我们村东拐了个弯向东北奔去，大人们说民有渠尽头连接海河，连接天津，具体真伪，我们这些小孩子是无法考证的。

夏天，青草填满篓筐后，伙伴们都在民有渠拐弯处的倒虹吸玩水，从河里爬上岸，有时就赤条条爬上岸边的柳树抻着脖子向东北望几眼，可视野之内都是稀稀拉拉的庄稼，自然看不见我想象中的天津。

不久，我的一个小伙伴就与天津有了直接联系，他的父亲去了一趟天津。他的老家原来是距离我们村近二十里路的永年广府城。他爷爷常年在天津经商，是广府城内有名的富庶八大家之一。要是没有战争，小伙伴一家肯定不会在我们村生活，自然我与小伙伴也就不能成为小伙伴了。

解放战争时期，小伙伴的奶奶带着他父亲和姑姑逃难到我们村，后来就地落户。小伙伴的父亲有文化，是个很有大家族气质的人。我不清楚小伙伴的父亲为啥在解放后那么多年才与他的爷爷联系上。小伙伴的父亲从天津回来时带回来一顶他爷爷买的枣红色皮帽子。小伙伴在帽子前面缀了一颗红五星，很威风。我经常讨好他，帮他拾柴背挎篓，他就让我戴半晌皮帽子作为回报。戴上小伙伴的皮帽子，寒风挡在耳外，感觉很温暖，就想自己将来到天津第一件事情，就是买一顶皮帽子。小伙伴的父亲从天津回来后就再也没去过，据说他爷爷又在天津成了家。而小伙伴的皮帽子就成了天津在我心目中的象征。

天津生产的“飞鸽”“红旗”自行车，一直是我少年的梦想，那时一般是在外工作的人才有，男女结婚如果能有一辆“飞鸽”自行车，那比现在有一辆轿车都让人羡慕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参加工作时第一个愿望就是买一辆“飞鸽”自行车，可那时自行车还要凭票购买，后来哥哥在邯郸给我搞到了一张“红旗”自行车票，也让我兴奋不已。我原以为“飞鸽”“红旗”是天津最早的名牌，而我一个同事老李有一辆天津产的“红双喜”自行车，老李说，这辆“红双喜”是他母亲1966年买的，四十年过去了，这辆自行车看起来还是七成新，只换过两个轮胎，他每天上下班骑着“红双喜”，风雨无阻。有个搞收藏的给他两千元他也不卖。他说，这车子质量真好。

我最早见到的天津人是我姥爷村的天津知青。我姥爷在风火村，距离我们村二里路。风火初中刚成立时就在我姥爷家门的东边，学校只有一排教室，没有院墙，我去姥爷家时经常扒着教室的窗口往里看，听天津女知青老师讲课，她梳着两个小辫子，教数学，女知青老师的天津话很柔和动听。印象最深的是，她手里拿着一只木制的教具大三角板，在黑板上用粉笔画线。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三角板。当时想，到我读初中时这个女知青老师也肯定教我。可等到我读初中的时候，女知青老师和她的同伴已经离开了风火村，学校也搬迁了。上下学我从那些知青们住过的宿舍前经过，还能记起那个女知青老师的面容和悦耳的声音。我的一个同学说天津快板儿，虽然拿腔捏调向天津话靠拢，可与那个女知青老师比起来，我感觉他相差甚远，时不时漏出镢头一样的本地话，我就在下面偷偷发笑。

我与天津产生直接联系是因为散文。《散文》杂志是我和众多散文作者心目中的圣地。我写散文是票友性质的业余爱好，可我的愿望和众多散文作者一样，盼望自己的文字能在《散文》上出现，可因为自己的幼稚和浮漂，把一些很不成熟的东西一个劲地投往《散文》，结果自然是屡战屡败。后来我开始反思自己，修正自己的写作路子。2004年初，我含泪写出了以几个同学命运遭际为内容的散文《像柳树一样活着》，大约有七千字，写好后我想投给《散文》，可心里又没底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我是2004年2月14日下午在忐忑中把稿子放进了邮筒，没有想到，2月24日编辑部打来电话，要采用我的稿子。当时那个兴奋啊，真的想跳起来。

由间接的曾经向往转为直接的文字关联，由偏僻乡村少年到客居城市的中年人，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产生变化，既有物质的，也有精神的。

文章来源：《天津教育》 网址: http://www.tjjyzzs.cn/qikandaodu/2021/0523/664.html